结合十六字心传阐述三纲八目和中庸开篇?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个字便是儒学乃至中国文化传统中著名的“十六字心传”。这十六字载《尚书--大禹谟》,是我国上古时期有道明君大舜传禹王的修心之法,也是中华文化经典中记载的最早的心法,早于孔子心法与释迦心法一千多年,被历代明师高贤称作十六字心法。
古文《尚书·大禹谟》中有所记载,《荀子·解蔽篇》中也有类似的引注,称:“《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傲。’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据传,这十六个字源于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当尧把帝位传给舜以及舜把帝位传给禹的时候,所托付的是天下与百姓的重任,是华夏文明的火种;而谆谆嘱咐代代相传的便是以“心”为主题的这十六个汉字。可见其中寓意深刻,意义非凡。
一.人心惟危
“人心惟危”可以有多种理解与解释,至少可从以下三方面来体会其内涵。首先,“危”之古字形(小彖),上面是人,中间是山崖,下面是腿骨节形状,寓意临高而危,包含有危险的意思。曾有这样的分析:“人之病疼各别,或在声色,或在货利,或在名高,一切胜心、妒心、悭心、吝心、人我心、是非心,种种受病,不一而足。”(《二曲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页)如是可以反映出人心之凶险。
其次,“危”宇包含着“危机”的意思,作为对危机的理解,其中有危险,同时具有机会。禅门有言:“生死事大,异常迅速。”人之生命有限,若是不能在有生之年体会与觉悟生命的意义,那么确实是一种莫大的危机;但若是能够视透这种危机,一旦明了了生死,那么自是危中的机会了。印度诗人泰戈尔曾经在其诗中表达愿望:让我死了再死,来体会这生的意义。美国心理学家埃利希·弗洛姆也曾有同样的感叹:让我生了再生,来参悟这生死不解之谜。类似的表白很能使人联想到一种绝地逢生的意境,也算是一种对“人心之危”的理解吧。
中庸的成书背景?
中庸,为儒家的道德标准,中庸,中用,庸古同用。待人接物保持中正平和,因时制宜、因物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儒家的理论根源源于人性。出自《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何晏 集解:“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
《中庸》是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内文的写成约在战国末期至西汉之间,作者是谁尚无定论,一说是孔伋所作(子思著《中庸》),载于另一说是秦代或汉代的学者所作。宋朝的儒学家对中庸非常推崇而将其从《礼记》中抽出独立成书,朱熹则将其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编为《四书》。
创作背景
《中庸》出自《礼记》,原本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三十一篇。《礼记》原名《小戴礼记》,又名《小戴记》,据说是由汉宣帝时人戴圣根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编而成。
宋代以前,学者皆主张《中庸》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子思所作。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子思作《中庸》。”李翱《李文公集·复性书》:“子思著《中庸》四十七篇,传于孟轲。”朱熹《中庸章句·序文》:“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
自宋代开始,有学者主张《中庸》是子思与秦汉之际的儒者杂述而成。如欧阳修《问进士策》:“问:礼乐之书散亡,而杂出于诸儒之说,独《中庸》出于子思。子思,圣人之后也,所传宜得其真,而其说异乎圣人者,何也?”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文鉴三》:“++虽称《中庸》是子思所著,今以其书考之,疑不专出于子思也。”清人认为《中庸》非子思所作的也不乏其人,特别是崔述,在其《洙泗考信录》卷三中提出了三条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今人冯友兰、钱穆、劳思光等亦从文献、思想等方面论证《中庸》非子思所作。以上两种观点各有依据。现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庸》是子思及其++多人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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