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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中国历史有怎样的影响
这个问题我想谈谈自己的理解。
西汉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结束了道家“无为而治”的统治地位。
西汉初期，为了汲取秦亡的教训，恢复社会生产力，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鼓励百姓生产，轻徭薄赋，无为而治。秦末农民战争带来的破坏很快得以修复，一度出现“文景之治”的盛世。
到了汉武帝时期，在经济快速发展，国力空前强盛的情况下，如何更好的统治人民，加强中央集权，成为统治者思考的政治问题。此时，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已不能适应政治需要。
2.加强了中央集权，使中国两千多年里一直处于专制统治之下。
要实现政治大一统，必先实现思想上的统一。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与好大喜功，想要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的的汉武帝一拍即合。
如何实现思想上的统一。董仲舒首先提出“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从家族的宗法制度一步步延伸到国家层面的道德。在家庭内部，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儿女和妻子要分别顺从于父亲和丈夫，进而国家层面上，大臣要顺从君王，在全国范围内实现道德大一统，其实本质上是让老百姓安于统治——君王的统治，也即“专制”、“人治”。
思想上统一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有力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仁、义、礼、智、信”至今被视为正能量的品德，对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有着积极的作用。
但是，儒家思想对人民思想上的毒害也是显而易见的，后世对儒家思想的修补更进一步加强了对人民思想的钳制，禁锢了人的天性。中华民族的骨子里的隐忍、中庸和顺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两千多年的靠道德++约束的“人治”，至今阻碍靠规则和制度约束的“法治”观念的形成。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能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个中原因复杂。后世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当今所用，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
以上就是我的看法，不足之处，请多指教，欢迎交流关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终结了春秋战国时期以来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丰富多元的思想文化局面，它顺应历史潮流，以儒学为正统，由上到下逐渐渗透到民间，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统治思想，促进了大一统政权的形成与巩固。此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思想逐步发展，成为两千年封建王朝统治人民的专治思想，有利于提高中央集权，实现君主专制。
但从长远的发展来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产生的危害影响也极其深远，专制的思想等于没有思想，民族思想被严重阉割和禁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抑制了其他学说和思想的发展，百家争鸣的多元化局面再也没有出现，不利于学术的切磋和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儒学发展到近代，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代价；同时，独尊儒术也抑制了法制的发展，所以我们的国家至今仍然是一个人情国家，很多情况下人们更愿意走关系而不愿意走法律程序。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政治史、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中国文化史的一座里程碑，无论对当时还是对后世均产生深远影响。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他即位后首先举行的一件大事，就是召集全国文士，亲自出题考试，并亲自阅卷，选取《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为首列，非儒学的诸子百家一概罢斥，儒学从此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武帝非隆儒之主，亦无崇儒之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举措，实孕育于汉初以来的诸家学术发展，最终不过假手于武帝的权柄，董仲舒的对策充其量不过是对既定政策作出理论说明，以取得法律上及舆论上的首肯与承认。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非一时兴奋而为，必有其内在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朝廷礼仪传统的影响。武帝即位时朝廷已有礼仪传统，同时朝廷上还有了叔孙通和别的儒生引进的别的礼仪，尤其是宗教仪式。武帝自小受儒术熏陶，他的老师太子太傅卫绾就是儒生，另一位老师王臧也是儒生，他最终能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必有其浓厚的思想基础。
2、政治需求。抑黄老、尊儒是武帝夺取和粉饰政权的需要。政治转轨变型，思想必须改弦更张。“黄老之术‘出世’的性质和‘无为’的取向，与武帝的政治抱负处处相左，显然已经过时。于是新的思想取而代之就必然地提出了。
3、儒术发达。尊儒符合武帝多欲政治的需求，儒家思想具有适于统治者进行阶级统治的众多“长处”，符合武帝多欲政治的需要。此外，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变革。遍观当时各家之学，可为汉朝持一统之良法，唯最称发达之儒家可当。因而儒家超逸百家而为汉朝所独尊，实乃势所必然。
在古代中国，学术为政治服务是其永恒的宗旨。
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质。
汉代独尊儒术的用意是明显的，就是要‘贯彻《春秋》大一统’的原则，消除‘百家殊方’的情况，使‘民知所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统一的人民的思想。
武帝用“儒生”，一方面是为了“装潢门面”，粉饰政治；另一方面，是用法律控制人的外在行动，使“经义断狱”深入人心。表面上尊崇儒学，实际上却是用儒家“尊君卑臣”理论来缘饰他的“法治”，儒学只不过是他“内法”的最好外衣而已。当时的儒家只能坐而论道，实际政务则操在法家手里。
四、辩证看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产生的影响。
一方面，儒学昌盛，把一种学术与利禄直接挂起钩来，正是对这种学术最有力不过的提倡。汉武帝通过“劝以官禄”来实施思想的大一统，于是，学与仕、思想研究与功名富贵便被紧紧地捆在了一起。他的尝试是成功的，既为儒学成为中国民族的主流精神传统夯实了牢固的基础，又为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形成创设了良好的模式。
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成为官方经学，对当时和以后的哲学思维方式发生了深远影响。自汉武帝用董仲舒之策，于是中国大部分思想统一于儒。独尊儒术不仅在当时对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统治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对后来历史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儒家的一统思想在历史上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一直起着积极作用。儒家的仁义思想逐渐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道德观念。
另一方面，禁锢了思想。这一政策是文化专制主义即通过政权的强制手段结束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儒学在古代中国思想界的一统地位并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的思想禁锢。如翦伯赞指出，自从董仲舒的建议批准以后，汉代初叶再生出来的一切文化思想，都要站在儒家学说的法庭之前遭受审判，判定其生存或宣布其死刑。儒家哲学变成了封建制度之最高的政治原理就成了衡量文化思想之标准的尺度。一切与这种原理相冲突的古典的学说，即使比儒家学说含有更多的真理也要从头到尾被摧毁。从这一时代起，孔子便从诸子百家之中超升出来变成了东方世界之罗马教皇，而儒家哲学也就变成永恒不变的真理谁要批判儒家哲学谁就是名教的罪人。
总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方面，教育推广，儒生人仕，汉代儒家经学得到发展，从此成为后世历代的正统思想。同时，儒家这种以道德为中心的人生价值取向，陶冶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品格，哺育着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独具特色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儒家知识群体逐渐被专制政治体制化。缺乏超越精神，缺乏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独立精神。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奠定了中国以后两千多年的思想基础。
汉武帝时，在“无为而治”统治思想指导下的帝国政治已出现了若干危机，积累的社会矛盾已呈爆发趋势，这使得汉王朝不得不对以往的治国理政观念进行反思，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应对危机。在统治思想上，逐渐脱离黄老学说，转向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成为汉代统治者一个必然的选择。
建元元年（前140年），汉武帝采纳丞相卫绾的奏议，凡是学习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人，不得被推选做官。这意味着，法家、纵横家的思想被摒弃。与此同时，迎儒家耆宿申公来朝，并仿古制，设明堂辟雍，改历易服，这意味着汉武帝要用儒家思想来修礼仪，整顿已经颇为混乱的社会秩序。
建元五年（前136年），汉武帝下令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儒家的各门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
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就在这一年，武帝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提拔了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还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
因此，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中这样评价赞扬武帝：“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其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并不见于汉代史籍，这是近代的说法，1916年，易白沙先生在《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孔子平议》的文章，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正因如此，近年来，有学者质疑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真实性。我们认为，从历史事实去考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政策还是被推行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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