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对于自己儿子是如何教育的
周海婴在《直面与正视——鲁迅与我七十年》书中《父亲对我的教育》一节中写道鲁迅 对他的教育理念：
曾有许多人问过我，父亲是否像三味书屋里的寿老师那样对我教育的？比如在家吃“偏饭”，搞各种形式的单独授课，还亲自每天检查督促作业，询问考试成绩；还另请家庭教师，辅导我练书法、学乐器；或在写作、待客之余，给我讲唐诗宋词、童话典故之类，以启迪我的智慧。总之，凡是当今父母们想得到的种种教子之方，都想在我这里得到印证。我的答复却每每使对方失望。因为父亲对我的教育，就是母亲在《鲁迅先生与海婴》里讲到的那样，“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我幼时的玩具可谓不少，但我却是个玩具破坏者，凡是能拆卸的都拆卸过。目的有两个：其一是看看内部结构，满足好奇心；其二是认为自己有把握装配复原。那年代会动的铁壳玩具，都是边角相钩固定的，薄薄的马口铁片经不住反复弯折，纷纷断开，再也复原不了。极薄的齿轮，齿牙破蚀，即使以今天的技能，也不易整修。所以，在我一楼的玩具柜里，除了实心木制拆卸不了的，没有几件能够完整活动。但父母从不阻止我这样做。对我“拆卸技术”帮助最大的就是前述瞿秋白夫妇送的那套“积铁成象”玩具。它不但使我学会由简单到复杂的几百种积象玩法，还可以脱离图形，自我发挥想象力，拼搭种种东西。有了这个基础，我竟斗胆地把那架父亲特意为我买的留声机也大卸开了。我弄得满手油污，把齿轮当舵轮旋转着玩，趣味无穷。母亲见了，吃了一惊，但她没有斥责，只让我复原。我办到了。从此我越发胆大自信。一楼里有一架缝纫机，是父亲买给母亲的，日本JANOME厂牌。我凭着拆卸留声机的技术积累，拿它拆开装拢，装拢又拆开，性能仍然正常。
在我上学以后，有一次父亲因我赖着不肯去学校，用报纸卷假意要打屁股。但是，待他了解了原因，便让母亲向教师请假，并向同学解释：的确不是赖学，是因气喘病发需在家休息，你们在街上也看到，他还去过医院呢。这才解了小同学堵在我家门口，大唱“周海婴，赖学精，看见先生难为情……” 的尴尬局面，友好如初。我虽也偶然挨打骂，其实那只是虚张声势，吓唬一下而已。父亲自己给祖母的信中也说：“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又说：“有时是肯听话的，也讲道理的，所以近一年来，不但不挨打，也不大挨骂了。” 这是一九三六年一月，父亲去世前半年，我已将七岁。
叔叔在他供职的商务印书馆参加编辑了《儿童文库》和《少年文库》的丛书，每套几十册。他一齐购来赠给我。母亲收藏了内容较深的少年文库，让我看浅的。我耐心反复翻阅了多遍，不久翻腻了，向母亲索取少年文库，她让我长大些再看，而我坚持要看这套书。争论的声音被父亲听到了，他便让母亲收回成命，从柜子里取出来，放在一楼外间我的专用柜里任凭选阅。这两套丛书，包含文史、童话、常识、卫生、科普等等，相当于现在的《十万个为什么》，却着重于文科。父亲也不过问我选阅了哪些，或指定看哪几篇，背诵哪几段，完全“放任自流”。
父亲给祖母的信里常常提到我生病、痊愈、顽皮、纠缠、读书和考试成绩等情况，有时还让我写上几句。从存留的书信墨迹里，在信尾尚有我歪歪扭扭的个把句子。我当时是想长长地写一大段的，表达很多心里话，可惜一握笔便呆住了。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的信里，父亲写道：“海婴有几句话，写在另一张纸上，今附呈。”
父亲写信经常是用中式信笺，印有浅淡的花卉、人物和风景，按不同亲疏的朋友亲属选用。如遇到父亲写信，我往往快速地从桌子倒数第二个抽屉里挑选信笺，以童子的眼光为标准，挑选有趣味的一页。父亲有时默许使用，也有感到不妥的，希望我另选一枚，遇到我僵持不肯，彼此得不到一致时，他总是叹息一声勉强让步的。偶然父亲坚决以为不妥的，那当然只有我妥协了。据悉有一位日本仙台的研究者阿部兼也先生，他最近专门分析父亲信笺选用与收件者的内在关系。遗憾的是他不知道内中有我的“干扰”，使研究里渗进了“杂质”。在此，我谨向阿部先生表示歉意。
我小时候十分顽皮贪玩。但是我们小朋友之间并不常在弄堂玩耍，因为在那里玩要受日本孩子欺负。母亲就让我们在家里玩，这样她做家务时就不用牵挂着时不时探头察看。有一回，开头我们还安静地看书、玩耍，不久便打闹开了，在客厅和饭厅之间追逐打闹，转着转着眼看小朋友被我追到，他顺手关闭了内外间的玻璃门，我叫不开、推不开，便发力猛推，推了几下，手一滑，从竖格上一下子脱滑，敲击到玻璃上，“砰”的一声玻璃碎裂，右手腕和掌心割了两个裂口，血汩汩而下。小朋友吓得悄悄溜走了，而我也只顾从伤口处挖出碎玻璃，至少有三四小片。许是刚刚割破，倒未有痛感。父亲听到我手腕受了伤，便从二楼走下来，我迎了上去，觉得是自己闯的祸，也没有哭的理由。父亲很镇定，也不责骂，只从楼梯边的柜里取出外伤药水，用纱布替我包扎，裹好之后，仍什么话也没说，就上楼了。
后来他在给祖母的信中提到这件事：“前天玻璃割破了手，鲜血淋漓……” 这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写的，距父亲去世仅二十七天。有一张母亲和我在万国殡仪馆站在一起的照片，可以看到我右手腕包扎着纱布，可见当时伤得不轻。
曾经有人引用一段话，说在父亲葬礼的墓前，我被人抱着不知悲哀地吃饼干，似乎是一个智力低下的小白痴。我翻拍了这张相片寄去，详告真情，祈望考虑。但这位作者却大不以为然，说他的根据是某某名人所述，根据确实，倒是我在鸡蛋里挑骨头，大不友好。试问，我这个七岁男孩长得高高大大，——次年我八岁，学校检查体格，身高已达四尺，即公制的一米二二，请问我还是手抱的儿童吗？——这当然是题外话了。
历史上很多名人在教育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也丝毫没有含糊，今天小编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名人之一的鲁迅先生它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希望给各位家长一些启发。
1929年9月27日，鲁迅与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出生。当时鲁迅48岁，中年得子的他是个身体力行的超级奶爸，自己给海婴洗澡，不让护士代劳。这对新手父母来说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差事，两人手忙脚乱，把孩子洗感冒了，鲁迅才同意让护士洗。
如果民国时有微信朋友圈，鲁迅估计会成为“晒娃狂魔”。有客人时，即使海婴在睡觉，他也要把孩子抱出来炫耀一番。
海婴出生20天就有照片，在同时代其他孩子中当属罕见。鲁迅每年都会带妻儿拍全家福，并在照片上认真地标注，更新儿子一点一滴的成长：海婴出生后20日、100日、6个月……习惯于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甚至作了一首诗回应朋友对他溺爱孩子的嘲笑。这首名叫《答客诮》的诗写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周海婴在回忆父亲时曾介绍说，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比如，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就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解释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
鲁迅与周海婴一起生活了七年，鲁迅称其为“小红象”，因为在信中鲁迅称许广平为“小白象”，周海婴刚生下来时皮肤红红的，所以叫“小红象”。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第二天，天津《大公报》发表了他的遗嘱，其中对周海婴的嘱咐是“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后来，周海婴遵从了父亲的遗嘱，选择喜欢的无线电专业，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成为无线电专家和摄影家，“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
人们常惊叹于民国时期的思想璀璨，大师云集，才子佳人，风流倜傥。其实，那时候的很多大师也有着不凡的家庭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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