穰侯列传人物形象？
《穰侯列传》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出自《史记》卷七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
魏冉是秦宣太后之弟，运用杀伐手段拥立宣太后之子昭王即位，又凭着他与昭王的特殊关系在秦国独揽大权，被封为穰侯，四次为相，起用名将白起，连续东伐，攻城略地，战绩卓著。太史公为其立传既着眼于“苞河山，围大梁，使诸侯敛手而事秦”的功绩；又有意揭示其最后“身折势夺而以忧死”的原因。传文中对穰侯由发迹到忧死的全过程作了确切而简要的记述。这样一位权势赫赫的人物何以“一夫开说”而“身折势夺”呢？传文中揭示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他假秦国的武力专注于攻齐。“以广其陶邑”，经营自家的地盘，扩大自己的势力，这是与秦孝公之后的历代秦王着眼于统一中国的战略目标背道而驰的。其二，他“擅权于诸侯”，“富于王室”，对秦王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因而，他的垮台具有必然性，太史公的记述无疑是深刻的。
清吴见思对本传曾作过如下评论：“穰侯事大都备于《范睢传》，此只用点次法，以须贾说词及苏代书词，两篇出色，前后以简略相配，以成章法。”（《史记论文》）从该传的章法特点看，吴氏的说法是正确的，但他没有指明太史公何以不惜篇幅插入这两大段说词和书词，而这恰恰是太史公行文的周到、细密之处。其实引入大段的说词和书词旨在说明处于飞黄腾达时期的穰侯已经露出了垮台的肇端。须贾已经看到穰侯一味经营陶邑的用心，所以劝穰侯不可围攻大梁，否则“陶邑必亡，则前功必弃”。苏代的书词则正是后来范睢“一夫开说”的注脚。因此，这两段说词和书词在传文中居于重要地位，是表达传旨不可或缺的部分。
史记刺客列传主旨？
太史公在本传的赞语中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这也就是太史公对本传传旨的一种集中概括了。当然，如果我们站在今天的立脚点重新审视和关照这五位刺客或劫持者的行迹以及他们行刺或行劫的具体目的，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一种新的认识，作出一种新的评价，但这新的认识和评价毕竟不是太史公的。太史公是站在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立脚点，带着他特有的身世之感和爱憎，来热烈赞歌他所一再称赏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刚烈精神的。
本传虽是五人的类传，但能“逐段脱卸，如鳞之次，如羽之压，故论事则一人更胜一人，论文则一节更深一节”（吴见思《史记论文》），所以全篇次第井然，始于曹沫，终于荆轲，中间依次为专诸、豫让和聂政，俨然一部刺客故事集，而统摄全篇的内在思想则是本传的主旨。
刺客列传》全文五千多字，共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个刺客，本文揭示了弱小燕国和强大秦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国时期秦燕之间的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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